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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谈谈中国5篇
第1篇: 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谈谈中国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2016年01月19日09: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9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 。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80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6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6年一次。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
义。” 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16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
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
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
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
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
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薄熙来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上五条经验，分别涉及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核心问题、重点人群，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时机选择、以及如何处理好作风建设与当前工作的关系，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等等，是我们党作风建设走向成熟的体现。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第2篇: 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谈谈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成就和历史重任
作者：张友培
作者机构：黔西南师专政史系,讲师,贵州,兴义,562400
来源：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ISSN：1009-0673
年：2001
卷：000
期：002
页码：10-12,16
页数：4
中图分类：D2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所取得的成绩离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全党必须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奋斗.
第3篇: 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谈谈中国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作者：吴美华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03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主要是：不断推进反腐倡廉理论的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
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
坚持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统一起来；
健全廉政立法体系，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水平；
学习借鉴别国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反腐倡廉；
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3－0089－08
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次正式见诸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则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在全面执掌政权之后，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还是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以不懈的努力整肃不良作风、惩治腐败现象，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治理腐败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第4篇: 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谈谈中国
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历史经验作者：周国平
作者机构：中共苏州市委党校来源：领导理论与实践年：2009卷：000期：005页码：P.6-9页数：4中图分类：D261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政党政治;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封建社会;政治组织
摘要：民生问题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民生的最基本含义是人民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且和人类社会相伴始终。我国古代就有民以食为天的思想；
进人封建社会以后，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重视民生问题，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及“德政”、“仁政”等民生主张。进人近代以后，尤其是当各种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政治组织，而政治组织又走向了自己的最高形态——政党以后，政党与民众就成为了现代政党政治中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政党来自人民，其根子在民众之中，
第5篇: 请结合《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谈谈中国
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历史上，我们党曾经被共产国际看成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意思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正统”，然而，就是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这是什么道理?在当代，我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既没有发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没有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剧烈的社会分化和动荡，这又是为何?可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因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科学态度，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执政党的政策是否答应、赞成和拥护。那么，我们党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概括地说，就是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肯定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虽然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备军，但他们毕竟属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使得以小生产为生存基础的农民，“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这就是说，“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不能算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对此形而上学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不顾国情制定出消极看待农民的“妥协”政策。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正面看待农民，而是过多地强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消极面。或许对苏联而言，既然农民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是最终要被剥夺而走向灭亡的，那么，与其让资本主义剥夺就不如由社会主义剥夺，所以苏联采取剥夺农民促进工业化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农民往往占绝大多数，这种做法只会激化他们与执政党的矛盾，从而导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不稳，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酿成垮台的结局。与前苏联党不同的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内因可以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解除工农武装，特别是抛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后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是消极看待农民，看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许多地方吹过“共产风”，搞过“一平二调”，以共产主义名义剥夺农民，但实践还证明人民公社并不适合农村实际，导致粮食供应长期短缺。改革初期，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市改革进程。但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由于农业的高土地产出率带来的粮食供应由短缺走向过剩，使我们在关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为联产承包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良药，农村问题可以由农民自己来解决。在广大农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农问题也逐渐显现和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三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新举措，将我们党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由于农民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中国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援助和参与，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虽然我们党也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着守旧、自私等思想缺陷，但总起来说，总是正面看待他们，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教育他们，不仅把他们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把他们当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与农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连的，广大农民对党是支持和拥护的，这也是党的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表明：一个善于从失误、挫折甚至失败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政党，必定会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而日益发展壮大。
二、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应该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立体考察农民是从恩格斯开始的。他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大农三种类型，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革命时期，不是平面观察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来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是立体考察农民，针对不同地区和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变化加以分类和区别对待，使群众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将农村分为老区、半老区、新区三种，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农村人口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四类，在不同地区针对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贫雇农作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领导苏皖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在土地改革中应保证被拿出土地来的人口不要超过全乡总人口的10％”。同时明确土改的中心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态度科学，且政策又细致、周到、彻底，符合实际、顺
应民心，因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还是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农民则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农民意愿，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而农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内对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又以“土地均分”为前提，客观上也使得阶级分析没有存在的基础。但是，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的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和理论执政资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应该笼统地看待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应该立体考察、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可以按发展程度将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种，按离农程度把农村居民分为非农人口、半非农人口、农业人口三类，取消农民工的称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来加速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比如，对于发达地区农村的非农人口，应划归城市人口并给予市民待遇，使他们不再是农民；
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半非农人口，应鼓励他们向“两极化”——离农和专农的方向发展；
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农业人口，则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鼓励农民兼业化，促进农民的非农分化趋势，第二步是鼓励他们向离农和专农的“两极化”方向发展，等等。总之，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宝贵经验，应该在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
三、统筹兼顾农民的利益
统筹兼顾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时期我们党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采取的灵活、科学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人士，我们党主动把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由于国内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而农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总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解放后，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由此巩固政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举目向外，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围困封锁、虎视眈眈；
苏联又在这个时候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怎么办?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发出历史的强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这样，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资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本就落后、萧条、贫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为贯穿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条主线。既要推进工业化、建设城市，又要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村，当时确实很难兼顾，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顾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同志以苏联为鉴，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但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农村改革初期，联产承包的推行兼顾了农民的利益，农业实现了大发展，由此也推动了工业和城市的改革发展。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工农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如果没有政策的进一步统筹兼顾，农民是很难跟上现代化步伐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决策。随着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陆续出台，三农问题迈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期。可见，我们党的统筹兼顾思想被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锐利武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统筹兼顾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积聚强大力量。”
四、真诚帮助农民
我国能平稳渡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并且在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迷人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关系历来
是好的，党和政府是真心为他们谋利的。这首先要归结于我们党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要归结于历史传承。由于我们党同农民共同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他们对党的号召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响应的。当然，农民也是讲求实际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浅尝辄止的帮助，他们看重的就是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亨廷顿也认为：“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这可能是全世界农民的共有特征。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了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这是对农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时也是告诫全党，要真诚帮助农民，深刻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诚帮助农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统计表明，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5955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其中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
三次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超过20％；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8.14亿，参合率为91.5％。农民种田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虽然基于国力和农
民基数庞大的限制，这些与欧美农民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真诚关怀，我国三农发展的被动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面貌为之一新。
五、紧紧依靠农民
我们的革命是紧紧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对此，我们党与前苏联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因为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不同的是，他们夺取政权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几百万农民报名参军，近千万民工支援前线。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满足了农民渴望拥有土地的迫切要求，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前，我国的土地占有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结构，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农民却只占有20％一30％的土地。而且，许多地方的地租额达到了田地总收入的60％以上，所需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投入却由佃农负担，佃户辛劳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总收入的10％－20％。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导致农民贫困和国家落后的总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一个几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够顺利实现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就是整个运动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在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由农民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自己分配土地，从而牢牢地巩固了土改成果。
我们的改革同样是紧紧依靠农民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国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约85％为农民自己消费，国家按规定价格收购的占15％，按议价收购的占5％，两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还要向农村返销6％左右。而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82.1％。这种状况突出地说明：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为迟缓，必须对农村生产关系作出重大调整。我们党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和紧紧依靠农民，破除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一举实现了农业大发展，农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先后跨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四个台阶，其他主要农产
品产量也大幅增长。同时，农民收入也持续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长2999％，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634.4％。当然，我国农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建设持续创新乏力，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农业的二次飞跃。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各种资源加速在城市聚集，农村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农”问题由此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到党的十七大作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系列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大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而展开的，足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历史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数占优势的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农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国的变化，首先要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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