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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全面减税
8 月的中国经济继续走弱， 企业倒闭的消息也在不断曝出。
在目前的政策和改革思路下， 一直担当宏观调控大梁的货币政策难再有所作为， 反倒是持续缺位的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能兼顾短期增长和长期改革的双重目标。
在财政政策的减收、 增支的两个方向中， 全面减税代替结构性减税，降低整体税负， 或是较优的选择。
通过制度性的全面减税， 不仅可以增加企业活力， 也与本轮财税改革的稳定宏观税负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
该财政政策发力了
近年，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尽管主导着中国的宏观调控， 却主要通过审批等行政手段与货币信贷干预来发挥作用， 财政政策工具在总量调控中用之甚少， 更多用于优化产业结构。
即便是 4 万亿刺激计划， 资金的大头也是由银行贡献的。
这种财政货币化的情况愈演愈烈， 到 2014 年“微刺激”， 货币政策甚至直接代行财政政策功能， 从总量走向结构， 定向扶助小微、“三农”、 保障房。
这一手法可能会加大对金融体系的扭曲程度。
那些能够从央行获得资金的金融机构较其竞争者有明显优势， 寻租行为将难以避免。
与此同时， 决策部门还在担心全面增加货币供应可能会导致资金再次流向地方债、 房地产企业、 国有企业等领域， 进一步恶化相关问题。
在上述政策环境下， 财政政策大有可为， 不仅能优化结构， 也能从总
量角度刺激投资和需求。
减税更可行
相对于增加财政支出而言， 减税或更为可行。
如果直接增加支出， 效率难以保证， 也会引起寻租、 滋生腐败， 而且与本轮改革的市场化原则相违背， 不仅没有下放政府权力， 还强化了 政府干涉经济的能力。
再者， 增加支出意味着要突破预算， 在目前预算强调年度平衡的制度条件下， 需要报经全国人大批准， 而减税可以由国务院直接修改相关税收条例即可。
目前， 除企业所得税有专门立法外， 增值税、 营业税、 消费税等流转税均为暂行条例所规定。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 税务过重和资金成本上升使中国过早出现产业空心化， 这是中国最值得警惕的坏趋势。
产业未强先空，以后一定未富先老。
减税可以对冲上升的成本， 企业由此获得转型升级的喘息机会。
此外， 减税受民众欢迎， 惠及面广、 更为公平， 与本轮财税改革的方向一致。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向《证券市场周刊》 记者表示， “此次财税改革制定的第一项指导原则便是稳定宏观税负，就是要求不要因为财税改革大幅度减少或大幅度增加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
综合 2012、 2013 年政府收入数据， 许善达认为， 稳定宏观税负意味着这个比重应该稳定在 35%-40%之间。
然而， 上半年， 公共财政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合计占 GDP 比重已达 44%， 比 2013 年预算数超过 5 个百分点。
许善达指出， “如果不在需要时采取果断、 大幅度减税政策， 就可能出现与政治局确定的指导原则相悖的局面。”
减税仍有大空间
言及减税， 反对者的理由是， 当前财政收入增长正在放缓， 财政紧张。果真如此吗？ 不排除个别地方存在财政问题， 但从全国层面看， 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在整体经济维持 7. 4%的增长时， 政府拿走的部分还在上升， 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39%升至 2014 年上半年的 44%。
换一个角度看， 这也意味着减税大有空间， 且空间在扩大。
国有资本上缴比例也在上升， 这也增加了减税空间。
2014 年， 需缴纳红利的国有独资企业， 应交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5 个百分点。经计算， 预计 2014 年收取中央企业税后利润 1414. 9 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375. 43 亿元， 增长 36. 1%。
2013 年实际的财政赤字额度并没有用完， 多余资金通过账面平衡结转至 2014 年。
在整顿“四风”、 反腐风暴席卷的背景下， 这种情况很可能还会在 2014 年延续。
更何况， 2014 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反倒有所上升。
2014 年 1-7 月份， 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8. 5%， 较 2013年同期多增 0. 5 个百分点。
社科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向《证券市场周刊》 记者表示， 减税空间并不小， 按保守估计， 一年减税空间至少有 5000 亿元。
如果能将减税与减费、 减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结合在一起， 那么政府减收规模一年就可能
达到 1 万亿元。
从结构性减税转向全面减税
“从 2008 年开始实施的结构性减税应转向全面减税。” 杨志勇表示，“按照有关方面的解释， 在结构性减税下， 减税与增税并存，
但最终结果是什么并未明确。”
从中长期看， 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持续上升， 结构性减税既没有减少税负， 也没能维持税负稳定。
就短期来看， 2014 年以来减税项目虽多， 但涉及的面很窄， 主要集中于小微企业、 科技服务企业、 农村金融等， 整体影响较弱。
杨志勇认为， “结构性” 名义下的“增税。” 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相悖的， “结构性减税” 必须转向“全面减税”。
至于减税空间的分布问题， 杨志勇认为， 可着手实施消费税减税政策，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范围，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继续下调个人所得税税负； 逐步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 直至 10%的水平，恢复出口商品零税率制度。
需要指明的是， 减税不等于会减少财政收入。
根据拉弗曲线效应， 税负降低后， 企业活力增加， 税源扩大， 即便税率下降， 也可能反而增加财政收入。
当务之急加速营改增
“应优先加快对建筑安装实施增值税， ” 许善达建议。
他在调研中发现， 不少企业都推迟了建安工程的投资， 都在坐等该行业“营改增” 的推出。
若是建安工程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对企业成本影响较大。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营改增” 推进速度慢于政府发布的进度。
2012 年， 中央曾宣布要将“营改增” 试点行业从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拓展到建筑、 邮电通信和铁路运输三个行业。
但是， 直到 2014 年 1月 1 日， 铁路运输和邮政业才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 到 6 月 1 日， 一再推迟的电信业正式开展“营改增” 试点。
截至 7 月， 占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重超过 68%的建筑安装工程的投资累计增速已降至 19. 7%， 为 2004 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较 2013年同期下降逾 4 个百分点。
许善达指出， “营改增” 作为学术界和政界几乎都没有分歧的减税项目， 不能停， 应该继续推进。
现行增值税存在相当多的应抵扣进项不允许抵扣， 实际税负水平远高于名义税负水平， 而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 出口不退税、 税负重三个弊端。“营改增” 将产生明显的减税效应。
许善达合计了已公布的“营改增” 试点在 2014 年的减税规模， 预计可达 2000 亿元。
“营改增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必须坚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许善达表示， “这也是本轮税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 如果它实现不了， 其他税制改革即使全部成功， 此轮税制改革也不算成功。”